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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民间艺术繁荣发展（评论员观察）******

　　推动民间艺术繁荣发展，为的是用老百姓熟悉和喜欢的乡土文化资源，打造老百姓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优质公共文化产品

　　河北沧州市吴桥县传承千年杂技文化，展现非遗迷人风采；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以西部民歌会为载体，助力乡村振兴，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海南儋州市光村镇传承发展儋州调声，形成特色文化名片；陕西榆林市榆阳区依托陕北民歌博物馆，打造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文化地标……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公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典型案例名单，91个案例拟入选。民间文化艺术品牌推得出、叫得响，成为文化建设取得累累硕果的生动写照。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宝贝，对延续历史文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2800多个县（市、区）、4万多个乡镇，很多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它们饱含泥土芬芳、乡土味道；它们留住乡愁、孕育希望；它们有的历千年而不泯、经风雨而不衰，早已融入人们的生活和血脉。从传统的山歌、剪纸、民族舞、地方戏，到新兴的钢琴、管乐、油画、农民画，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艺术项目，反映了我国广袤疆域里生动鲜活的民风民情，为人们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和精神支撑。

　　推动民间艺术繁荣发展，为的是用老百姓熟悉和喜欢的乡土文化资源，打造老百姓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优质公共文化产品，吸引更多基层群众参与文化活动、从事文化创造、享受文化发展成果。从“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拟入选案例看，有的地方发挥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文化站等公共文化场馆的主体作用，创新打造民间文化艺术特色服务空间；有的地方利用数字技术，开展惠民演出、展览展示等活动，有效提升优秀民间文化艺术的普及率和普惠性。生动案例表明，挖掘利用各地优秀民间文化艺术，深入推进文化惠民，有助于推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着力挖掘培育盘活优秀民间文化艺术资源，推动民间文艺积极融入乡村发展建设，能够极大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为“三农”发展提供精神文化支持。在湖南常宁，以农村为题材创作的版画交易额达上亿元；在陕西千阳，西秦刺绣带动全县上万名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创业；在山东淄博，淄博花灯以灯带景、以景促灯，助推文旅加速融合发展……不少地方积极探索民间文化艺术产业化发展路径，在扩大民间文化艺术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同时，也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赋能提质。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角，也应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截至2021年底，我国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各级代表性传承人9万余名。如何在最大限度保留质朴风貌、原生文化的基础上与现代生活有机融合，怎样在传承发展中适应快速变化的文化市场，是民间文艺亟待破解的时代课题。推动民间文艺繁荣发展，为乡村振兴凝聚人心、积蓄力量，既需要强化相关部门的引导扶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也离不开对乡村本土文化人才的培育和支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根植于乡野沃土、为广大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化艺术，凝结着中华儿女的聪明智慧、蕴含着世代延续的文化基因，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珍贵财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我们责无旁贷、重任在肩。（邹 翔）

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经济观察)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王恩博)随着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由此滋生的一些平台垄断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影响公平竞争，也引起各方警惕。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沙龙上，多位中外专家表示，数字经济为大众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各国监管机构对其发展一直采取审慎包容态度。但未来相关领域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目标，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

　　德国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Wambach)所著《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一书近期在中国出版。该书关注的正是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瓦姆巴赫表示，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

　　但他也坦言，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优势，市场集中趋势不断加强，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旨在明确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并遏制大型网络平台恶性竞争行为。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介绍，《数字市场法案》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并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番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规范平台经济竞争模式，中国亦动作频频。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作出更多细化规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表示，反垄断法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一是对数据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

　　在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看来，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但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亦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其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